那是七、八十年代交汇的时期。知青们离开故土上海已经十来年了，年届三十岁上下的大龄青年，谈婚论嫁一时紧锣密鼓；八、九十年代，知青第二代大多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，为了后代们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，只要家里父母条件允许，都纷纷将孩子送回上海读书；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，知青后代大多年满16周岁，符合上海对知青子女报进上海户口的政策要求，许多“外地小囡”像雨后春笋般地移植进入上海，在大都市里成长。
那些还没有回去的上海知青孩子的家长，唯恐政策有变错过机会，为孩子将来发展、也为自己今后落脚，争先恐后地搜罗各种材料，在故土大上海抢占一席位置。
大平和志超都是上海人，在同一所乡里的中学教书，而且都是讨了本地的姑娘做妻子，连儿子的年龄也一样：大平的儿子丁丁离16周岁还有3个月了；志超的儿子小宣离16周岁也只是半年。
这年夏天，志超的妹妹妹夫从上海赶来，除了来边疆看看玩玩，主要是奉父母之命领侄子小宣回上海，准备报户口、上高中。住在隔壁的大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尽管老婆孩子知道他的难处，都装作对志超家里的这回事儿视而不见，但大平总觉得亏欠了妻儿什么似的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其实，大平母亲还健在，前些年大平为了儿子回上海读书的事，也没少跟母亲提及，原先一口应承的母亲到后来却不知为何总是推三推四的不干脆。大平也体谅母亲，与弟弟一家住在一起，不愿意与他们关系弄僵，有时还得奉承着他们，母亲知道儿媳的厉害。
大平就跟弟弟商量，弟弟总是叹苦经：家里拢共不到20平方的两间房，我和阿芳住一间，母亲和你侄女蓉蓉一间，再也容不下外来的人了；再说，蓉蓉今年上初中，总得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吧？
大平想起志超曾说过，万一丁丁在上海住宿有困难，就住他们家，他们家房子大一点。这在大平心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所以大平跟弟弟说：这我都知道，我的意思是先把丁丁的户口报进上海，拖久了谁知道这政策会不会改变呢？住宿有问题，再想其他办法。
弟弟支支唔唔地说：那我和妈妈、老婆商量商量。
这一商量，便石沉大海再无讯息。
眼见得志超家的小宣就要启程。
志超一早过来催问大平：我要托朋友买火车票了，丁丁一起走吧？跟我妹妹妹夫回去你就放心，保证把你儿子安全送到家。
大平说：我跟他妈妈说一下。
大平妻从里屋出来，干脆利落地说：孩子不去上海了。
志超不明白了，昨晚不还说得好好的？他见大平没言语，一时也僵持在那里不动。丁丁失望地看看父亲，望望母亲，低头走了出去。也许是自尊心和责任感的驱使，大平故意提高了嗓门说：去上海！
一个“去”字说出口，其实是缺少底气的。当晚，大平躲到学校值班室给上海家里打电话。
他怯怯地告诉弟弟：放暑假了，你侄子想到上海来看看。
弟弟好一会儿才说：唔。可上海现在热得煞人。
大平说：顺便也了解一下上海报户口的情况——
弟弟不语。
大平追问了一声：在听吗？
弟弟答非所问：丁丁一个人回来路上能行吗？
大平清了清嗓子，也没作正面回答：你记得我那年来东北插队落户，人还没丁丁高，一件棉大衣穿在身上就像袍子，罩住了两只膝盖骨。你才12岁，送我到彭浦火车站，汽笛响了，你拉住我棉大衣的两个下摆，不让我上车，爸爸越劝你哭得越凶，弄得我也跟着你一起哭，那年，我自己也才刚满15岁啊！
弟弟说：那都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。
大平继续说：可往事还历历在目。记得你省下早点的钞票，临走花了1块8毛5给我买了一只口琴，你知道哥哥十岁就会吹口琴，可到15岁才拥有弟弟送的口琴。
弟弟也叹息道：现在的15岁年纪完全还是一个孩子，那时却要跑到边疆去当农民，活生生一个童工，完全可以顶牢不去的！
大平苦笑了一声：当时谁还敢不去啊？另外，我先离开上海了，按政策你就可以留在上海了。
弟弟又一次不语了，怎么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去、留上海的话题啊？
大平向弟弟摊开了正题：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回上海工作的奢望了，可我不想让我的下一辈，永远生活在偏僻山村，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我们毕竟是上海人啊！
弟弟为难地说：可家里的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——
大平显得斩钉截铁：再困难，还能比得过当年我插队落户时的困难吗？
弟弟再一次不语。
大平平静了一下情绪：这样吧，让你侄子先回上海看看再说。
弟弟低声应道：好吧。
丁丁与志超妹妹妹婿及小宣一起回到了上海。
丁丁在奶奶的小房间里打地铺，堂妹蓉蓉则到父母房里打地铺。堂妹对堂兄十分生疏，本来就没见过几回面，说话都会脸红；叔叔婶婶要上班，所以跟着奶奶逛逛菜市场荡荡大马路；周末，叔叔领他去了趟城隍庙、科技馆，对古典建筑的遐想、对未来世界的向往，激起他的无限兴趣。后来的几天，丁丁买了张地图，自己一个人走南京路跑淮海路，再准备将上海的东方明珠、动物园都跑个遍。
一天夜晚，奶奶坐在床上低头向睡在地板上的孙子说：你来了一个星期了吧，不，有八天了。再住个两三天就叫叔叔买火车票回家吧，休息休息也要开学了。
地板上的孙子不相信这是奶奶说给自己听的话，自己的奶奶总是希望孙子多住些日子，不会撵自己的孙子回去的。
现在只是七月未，离开学还差得老远呐；再有，落户口的事情也没有说起啊？
奶奶见孙子不言语，便低声说：住在外头，总没有在父母身边好，是伐？在这里，天天打地铺，热天还好说，冰天雪地的日子呢？再说，你在上海闲话也听不懂，多不方便啊？
孙子听明白了，确实是奶奶不欢迎我留在上海啊！他感到特别难过甚至沮丧，骤然打消了再在上海呆下去的念头。
第二天是星期天。爸爸一早就来了电话，问儿子情况，儿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说想买火车票回家；爸爸说让叔叔听电话，叔叔声音压得很低，丁丁听不见，肯定是他们在讨论自己的户口问题。
这天傍晚，婶婶出来进去神情不自然，对待叔叔更是粗声大气，尽管听不明白，但她哇啦哇啦的口气，明显是在发泄不满，他隐约感到，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户口引起了纠纷？
第二天早上，见奶奶在水池旁边洗菜，时不时地擦着眼睛。孙子问她，她只说是进了沙子；孙子要看看她的眼睛，她不让。孙子无趣地走开了。蓉蓉见到他不红脸了，却把头低下来好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。他不想呆在狭窄的屋里，拿着地图跑出去，刚走到公交车站旁，公交车就来了，他也不看看几路车，就上去了，他自己都不晓得要去哪儿？这时东方明珠、动物园在他心里已经荡然无存，满心眼里装的都是：我在上海是不受欢迎的人！
乘坐的这辆95路正好是去火车站的，一个念头在心里闪现：“我要回东北的家”。
但他知道身上的钱，根本买不来回家的车票。他坐在火车站的广场木凳子上，无目的地看着来往行人。一坐坐到午后，他也不觉得饿。但他知道再不回去奶奶肯定会担心的。他重新坐上95路公交，回到他不愿意呆的地方去。
大平性格本来就犟。如果弟弟一家在户口问题上能够好好协商而不是不容商量的话，大平本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；如今弟弟弟媳反对不说，连老母亲都选边站到了他们一边，这让大平十分郁闷。想当年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自己小小年纪就跑到东北山沟沟里来当农民，一呆就是廿多年。现在想让自己的孩子回到曾经的故乡，却得不到家人的支持，还有什么天伦亲情？
于是，大平也来了倔脾气，坚持要让孩子留在上海。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上海的家里不太平了，蓉蓉去了她外婆家了；叔叔每天心事重重不说话；婶婶不是冲着丈夫发脾气，就是当着婆婆指桑骂槐：人家是老大，咱说了也没用；可当长辈的也吱个声啊？这么个螺丝壳里还能不能再挤进来人了？都当和事佬，那这个家还想不想要了？这日子不想过，那就散伙拉倒！
奶奶总不接话茬，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唉声叹气；丁丁知道都是由于自己要来上海引起的，这样住在上海不就是度日如年么？爸爸总让他忍耐着住下去，后面的事情由爸爸作主。而身历其境的日子只能自己才能体味得到，爸爸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是让儿子来上海不是过好日子，而是遭大罪？
于是，儿子第二次出走。这一次，他不是去火车站，他是背着自己的行囊，准备步行往北方的家乡走，什么时候走累了，就花钱买票坐一段车，然后再走路。因为他身边只有一张五十元的大钞和一些角票、硬币。
他*一天走到了安亭，天已经大黑，买了两只面包吃了，就在石桥旁边的坐椅上躺下来睡着了；第二天走到了昆山，照样是天黑了，还下起了暴雨，响着滚雷，他有点害怕，躲到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，上半夜半坐半躺在椅子上，下半夜旅客少了，才完全躺倒下来。第三天，他有点走不动了，想回家的决心支使着他迈动着双脚，向前走。可坚持到唯亭就觉得浑身酸痛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原以为是饿了，可望着店铺里热气腾腾的肉馒头却没有食欲。走在唯亭镇大街上，就真的迈不开脚步了，他只得在长途汽车候车室椅子上躺倒。谁知道没过个把小时，一个老头来撵他走，说候车室要锁门了。他疲惫地朝公路上走去。他想找一家很便宜的旅店住下，此时此刻他太需要一张床来托住自己那随时都要倒下去的躯体，他摸着口袋里的那张大钞，舍不得让它瞬间就变成多张零散钞票，他不希望大钞很快就化整为零。他见马路旁有一个草棚子空荡荡的，也不顾残留的烂西瓜发出的腐臭味，便倚着草席躺下来，昏昏沉沉地动弹不得，浑身发热，他真的病倒了。
他迷迷糊糊地像是躺在自家的热炕上，妈妈微笑着望着他，露着两只可爱的小酒窝在告诉他：我们不去上海了、我们不去上海了；儿子笑了，他太喜欢妈妈的酒窝了；爸爸也跟着说：儿子你离开上海回来吧、回来吧！说得儿子热泪滚落了下来……
丁丁出走那天，奶奶是到吃午饭时才想起喊孙子，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去了？一等等到叔叔婶婶陆陆续续下班回来，也不见他的踪影。吃过晚饭，奶奶独自坐在灯下，想想不对，是不是这个小家伙想不开，会不会去做什么事……她不敢往下想，便出来跟儿子说。他叔叔说：这么大个孩子，还会走丢？奶奶又返回小屋。突然发现孙子的双肩背包不在了。她厨柜里找床底下寻。急忙出来告诉儿子。儿子也有点紧张，跑到母亲房里，一眼瞥见五斗厨上留下的一张纸条，是侄子写的，说是去火车站买火车票回家。婶婶在一旁提醒说：那还不快去给大哥发个电报，告诉一声啊？
大平接到上海的电报，心情恰似翻江倒海，不知道谁帮他垫付火车票的钱？自己可没有寄过回程的钞票啊！丁丁这孩子不想呆或没法呆在上海，做不成上海人，难道都是老天爷给安排定了的？
他与妻子细细算着儿子回家的大致时间：两天可到长春，然后转一趟火车，再转两趟汽车，连头带尾五天时间也就到家了。
可还没等到第五天，大平就接到乡派出所民警的通知，说丁丁流落在苏州唯亭。真正是晴天霹雳，大平夫妇百思不得其解：好端端的儿子怎么流落到了江苏，还生了病？妻子吓得哭了起来。大平马上跑到乡政府值班室，说了儿子的情况，需要借用电话打长途。
电话直接拨给了上海的弟弟。弟弟、弟媳都有点慌了神，尽管是侄子自己跑掉的，但跑掉有跑掉的理由，若是好好对他，不给脸色、不气急败坏，一个孩子家能够就这样出走吗？叔叔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坐慢车去苏州。
他在唯亭下了车，坐了辆小三轮赶到镇上的一家小旅馆，看到侄子躺在床上，神情木木的，望着天花板发呆。房间里摆满了床铺，没有多余的地方站立，但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叔侄二人，似乎于对方都有点愧疚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。
“住在这儿要多少钱？”叔叔终于打破僵局。
“一天八毛钱。”
“三夜就是两块四。”叔叔问道：“派出所垫的钱吧？”
“不是，我自己有钱的。”
“走，”叔叔拉起丁丁：“我们回家！”
叔叔在唯亭车站旁边的邮政局里，给哥哥发了份电报，报了平安。
然而，东北的哥哥，却已经在赶往上海的路上。
大平踏进家门，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。丁丁见到父亲赶来上海，自然高兴，但也知道是自己惹的祸，所以，神情有些木然；而叔叔婶婶自觉侄子出走多少与自己有关，所以也十分尴尬。只有老母亲见大儿子已经有五、六年没有回上海了，自然是忙前忙后地要操持出一桌丰盛的晚餐来。大平见状，心里也明白，故而只字不提丁丁出走的事。于是，叔叔去弄堂口买来了一篮子的光明牌啤酒。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坐在八仙桌旁，喝酒闲聊。几杯下肚，大平一反先前的斯文，大口大口地喝酒，露出了东北爷们的豪爽来。妈妈说：“你去东北的时候根本就不喝酒，现在酒量这么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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